我帮朋友大白整理行李，这是她今年不知第几次搬家。
为了省下一笔昂贵的住宿费，大白从一个自带浴室和卫生间的房间，搬去一个远郊的偏僻老房子里。她把所有行囊塞进那辆掉漆的二手本田车，大包小包紧紧贴在车窗上，油门一踩，锅碗瓢盆叮当作响，那是她全部资产奏出的交响乐，仿佛正唱出一场悲壮的迁徙。
大白搬去的新家，整个房间只装得下一张单人床，简陋的铁皮床架抵着发黄的墙壁，天花板的角落里藏着斑斑霉点，脚底那层被踏到薄薄的旧地毯，散发出长年累月的咖喱味。我环顾着整间房子廉价又陈旧的摆设，余光碰撞着五十几岁的女房东。那个干瘪瘦小的印度女人，像是一只失掉水分的果子，有着枯柴般的手臂和鹰一般的眼睛，在一栋年久失修的房子里神出鬼没。
这大概是新西兰最冷的一个冬天，窗外的杂草也蒙上一层霜色，破旧的木房子在狂风中吱吱作响，我担忧地问大白，“这地方看起来那么冷，你确定要住下来？”大白没空抬头看我，麻利地在铁架床上垫上几层褥子，顺手往窗沿边摆了一株多肉，嘟囔说，“这就好了，看起来暖和多了。”
那株多肉，姿态茂盛地生长着，还真有点春天的味道。
几个月前大白突然和我说，她终于攒好读书的学费，可以实现在国外读书的心愿了。这个九零后的姑娘，一年前拿着打工度假签证，一个人漂洋过海来到南半球。她在暴晒的天气里摘过樱桃，也在零度的冷藏室里包装过奇异果，在日本料理店“姨拉下姨妈伞”地招待过顾客，也在爆忙的咖啡馆里连续八个小时不停地打咖啡，拼命地赚钱，只为了实现出国留学这个单纯的梦想。
我和大白在同一个屋檐下有过短暂的交集，此后便维持着一段长久的友谊。她是我见过的最坦诚而努力的一个人，性格刚烈，乐观上进。我们在彼此最艰难的时刻相遇，在那个租客来了又去的房子里，倚在夜晚的阳台上，分享过很多心事和忧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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